春秋时期（前——前年）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政治思想日趋活跃，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多，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个新特点，是以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作为依据的。
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状况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春秋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从生产力的发展史看，铁制工具的使用是生产力的一次伟大革命。铁矿蓄量丰富、铁质坚硬，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牛耕的推广，使人类摆脱了刀耕火种、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状态，开辟了新的力源，大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能力。伴随生产力的新发展，它带来了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争夺土地的斗争日益激烈，二是剥削方式的新变化。
如前所说，西周时期，在财产与权力的分配上实行分封制，周天子拥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受封的诸侯虽然在自己的封国内有一系列的特权，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诸侯必须对周天子奉行若干经济和政治义务。至于卿大夫的采邑，根据前人的研究，其独立性远远比不上诸侯国。
可是，历史的车轮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室的衰落，西周时期的那种宗法关系的分封制已经变成了供人回顾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权力与土地占有权相辅相成，有权而有土，有土而有权，诸侯把封国视为己有，卿大夫把采邑视为己有。
不仅如此，诸侯，特别是卿大夫还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封地，公开强占周天子的属地者有之，大诸侯以武力霸占小诸侯的土地者有之，逼要者有之。卿大夫也紧跟诸侯的步伐，夺公室，抢私家，层出不穷。我们可以这样说，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虽然还可以比较容易地搞清自己的血统渊源，但他们已经不愿意把这种关系作为自己的负担，完全投身于巩固和扩大土地占有的运动中去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家庭个体生产逐渐普遍化，西周时期的公作制度走向了末路，原来“籍田以力”的剥削方式已难于维持，于是逐渐采用了收租税的办法。这种剥削方式的改变，实际反映了经济基础的变革。
诸侯、卿大夫的封建主性质越来越明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封建主。他们把掌握的土地除分封给亲贵、功巨、僚属之外，还把土地分给个体农民耕种。这些农民在春秋历史时期典籍中所称之为“民”、“野人”、“庶民”、“氓”、“萌”、“民萌”、“私属”等等。
与农业的发展相伴行，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春秋时期的手工业不仅产品精细，而且门类也相当齐全。制车、造船、冶炼、制铜、丝织、制鞋，竹木制器、乃至乐器等等，都有相当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者阶层。独立自由的手工业者的出现，打破了西周以来的“工商食官”的僵死局面。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商业的发达，首先表现在商业活动中心的形成上。春秋时期，不只大的城市有固定的贸易场所，一般的城镇也设有固定的市场。固定市场的形成，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其次，是贸易范围的扩大。当时，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已经相当发达。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声子语：“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当时有“商不出则三宝绝”之说。
第三，形成了独立的商人阶层。如郑国商人弦高以牛犒秦师的故事，越国大夫范蠡弃官从商，三致千金的故事，都是绝好的证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还叙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晋国大夫韩宣子想买郑国某商人之玉环，商人不想卖，但又找不到理由加以拒绝，便借故说要告知君大夫以搪塞之。
韩宣子请示郑执政大臣子产，子产说，我不能强迫商人出售自己的商品。韩宣子只得作罢。其他如晋国绛县的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其地位也是相当高的。经济的新发展和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给政治思想带来了新的内容。
二、政治形势发展的特点
春秋时期，与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相并行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周天子的式微，诸侯、卿大夫势力的崛起，以及家臣的活跃和民的地位的提高。
西周时期，天子对诸侯有巡狩的制度，即定期到诸侯国去检察诸侯是否尽职。但历史一进入春秋之后，这种代表周天子权威的制度就彻底瓦解了。如《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国请求放弃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的初地换许田的事就说明了这一点。许田原是鲁国朝见周天子时的朝宿之邑，后在此立周公别庙，在地理位置上靠近郑。
祊是郑国助祭泰山的汤沐邑，靠近鲁。郑国之所以提出来要以祊换许田，就是因为周天子不再巡狩，也不再去泰山祭祀，故各从本国所近之宜。西周时期，诸侯对周天子负有各种义务，如进贡赋、朝聘、尽力役等等。但到春秋时期，情况大大不同了。诸侯不贡不朝，说明用以维护周天子权威的纽带大大松弛了。
更有甚者，诸侯甚至以武力公开对抗周天子，争夺天子的领地，扣留天子的使者。《左传》恒公五年载，周天子亲自为中军，率虢、蔡、卫、陈等诸侯伐郑。战幕一拉开，蔡、卫、陈就临阵逃脱，郑国的军队四面合围，把周天子的军队打得大败，“祝聘射王中肩”。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时，王子带作乱，周天子被迫逃到郑国去，成为臧文仲所说的“天子蒙尘于外”。
又如，郑伐滑时，周襄王派伯服、游孙伯到郑国去调解，请他们订立盟约。但郑伯却借此勾起老账，埋怨襄王之父周惠王不赐郑厉王爵位，又怨恨惠王赐爵于卫、滑而不赐郑，“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左僖》二十四年）你看，一个普通的诸侯竟敢如此放肆，做出许多大逆不道的事来，这不正好说明周天子已经降到了一个普通诸侯的身份了吗？
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另一个特点是卿大夫的崛起，这特别表现在春秋中后期。如果说春秋前期是诸侯的天下的话，那么春秋后期，一些卿大夫常登台扮演主角。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战争。春秋伊始，战争就十分激烈，因而武将就成为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而各国的武将又多是卿大夫担任，他们同时又占有数量可观的封邑，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所以握有实权的卿大夫的势力日益膨胀。
如晋国悼公、平公时，虽然连续多年称霸，而国内的大权却操纵在身为卿大夫的韩厥、知罃、荀偃、士勾、赵武、韩起、魏舒，范鞅、赵鞅等九个将领手中。其他国也大多是君权旁落到大夫手中。如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卫有孙、宁两家；宋有华、向、乐、皇四氏，齐则有国、高、崔、庆、鲍、田数家，掌实权的人物就更多了。
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权，较之前一时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下移了一步，是“自大夫出”了。一切战争、会盟等国家大事的决定者，多半不是国君，而是各国的卿大夫。如前年，晋率十三诸侯征秦，前年晋率十二国伐齐，其统帅名义是晋悼公、晋平公，但实际上是执政的卿大夫荀偃。各国领兵随荀偃伐秦的也不是诸侯，而是卿大夫。
有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就必定想掌握更大的权力。所以各国卿大夫起来反诸侯的事实颇多。司马迁曾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如崔抒杀齐庄公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事例。
如果说过去还是诸侯反对周天子，春秋中后期就是卿大夫起来反对诸侯了。诸侯国已不再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这就说明，郑伯已难于控制其臣下。
诸侯为国，称公室。卿大夫为采邑，称私家。春秋时期的采邑多成为卿大夫夺权的根据地，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国家。在观念上，过去讲诸侯效忠于天子，卿大夫效忠于诸侯，但现在则讲家臣效忠卿大夫。卿大夫也象诸侯那样成为君了。如晋国消灭栾氏时，曾下令：“从栾氏者为大戮施。”栾怀子奔楚，家臣辛俞随行，为晋吏所执，献晋公问他为何敢于犯国之大令？
辛俞回答说：我没有犯令，我是根据执政者的命令行事的。执政者曾说：“无从栾氏而从君”，我今天是从君而非从栾氏。因为过去规定：三世为大夫家臣，事之如国君。我们服务于栾氏已三世，所以是从君而非从栾氏。在实际上，卿大夫不仅有官吏，而且有军队，与国无异。卿大夫的军队在史籍中一般称为“徒卒”。
卿大夫都想扩大自己的领地，其他诸侯国的大夫也都有同样的欲望。扩大的办法，有的夺公室之邑，有的是卿大夫之间互相争夺，如《左传》文公八年所记载晋大夫先克率军抵御秦军于堇阴，在此乘机把蒯得的田夺去了。
卿大夫的崛起也带来家臣的活跃。一些家臣由于历代服务于某一卿大夫，一俟卿大夫俨然如君主，他们也就自然成了臣僚。如鲁叔孙氏有家臣曰公南为马正，有家臣日公若为鄏邑邑宰，侯犯为马正、驷赤为工师。季氏有家臣公组为马正。马正即司马，是带兵打仗的将军。
赵简子有史官，范文子有宗人、家祝之设。这时，所谓“相”也在卿大夫的家中产生了。这些具有一定官位的家臣，有的在社会上异常活跃，有的成为卿大夫的重要谋臣，如晋国赵氏之董安于，有的代表卿大夫与诸侯订盟约，有的主婚约，有的主丧事，有的代主人争讼，有的参与大夫的废立，有的甚至家臣执国命。
舂秋时期政治形势的新变动，说明周天子的统治已经瓦解，而形成了大小不同的若干政治中心。这些政治中心的相互对立、争夺，是春秋时期政治思想具有多样性特点的根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