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方丝绸之路包括两条路线，一条自成都经五尺道、灵关道进入云南，经蜀身毒道至今缅甸、印度及其以西地区。另一条由成都经五尺道进入云南，沿交趾道达今越南北部，前行由北部湾出海。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于两汉时期，汉晋时期道路沿线出现了一些城镇，中国内地与西南边疆及中南半岛等地，相互的商业贸易亦涌现了高潮。关于这一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城镇建设与商业贸易往来，由于资料零散等原因，迄今未见专文研究中原王朝对南方边疆的经营可追溯至秦代。
春秋时期，蜀国、巴国分别据有四川盆地的西部与东部。巴与蜀为世仇，蜀王讨伐与巴结盟的苴侯，巴求救于秦。周慎王五年（前３１６），秦军伐蜀，蜀国亡。随后秦灭巴，蜀、巴之地尽入秦国版图。
秦于蜀国旧地置蜀相与蜀国守，封蜀王后裔为蜀侯。周赧王三十年（前２８５），蜀侯绾因“谋反”被杀，秦未复置蜀侯，在蜀地实行郡县制。秦蜀守李冰开凿成都两江，溉田万余顷，“姑皇得其利，以并天下”。
经过秦国、秦朝１１０余年的经营，至西汉代秦，四川盆地已称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土。对位于蜀郡（治今成都）南面的今云贵等地，秦始皇不甚注意，大致以蜀郡附带管辖的今云贵地区为徼外。
秦国统治四川盆地，官吏常輊开通五尺道，“诸此国（按：指宜宾至滇东北）颇置吏焉”。五尺道因道宽秦五尺而得名。其道始于道（治今四川宜宾），经今滇东北迄于郎州（治今云南曲靖）。
另据《史记》卷１１７《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邛笮、冉鎓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可见秦曾于滇东北部若干区域设官守，在今四川西昌等地拓路置郡县，但详情不可知。
《汉书》卷２８下《地理志第八下》言，秦朝“西南有柯、越、益州，皆宜属焉”。秦朝的势力以及影响曾达今贵州西北部、云南的滇池地区与今川西南。秦朝统治１５年，未对西南边疆有进一步经营。
西汉初年的６０余年，百废待兴，且忙于抵御北方的匈奴，除继续经营巴蜀之地外，西汉暂时放弃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史记》卷１１６《西南夷列传》称，自秦朝在今滇东北开五尺道并置官守，“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
《华阳国志》卷３《蜀志》说：“（汉高祖）虽王有巴蜀，南中（指今滇、黔和川西南地区）不宾也”。后元三年（前１４１），刘彻继位。经文景之治，西汉的国力大为增强，武帝开始注意南方。
西汉几次经营西南夷，均与开拓其地的交通线有关。西汉经营西南夷的主要原因，是武帝企望开通自道（治今四川宜宾）沿柯江（今贵州北盘江）达番禺（今广州）的用兵通道，以及自蜀地经西南夷、身毒（今印度）达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道路。
西汉将始自道（治今四川宜宾）的五尺道，由今云南曲靖延至滇池地区，沿途经朱提（今云南昭通）、味县（治今曲靖）等地至益州（治今晋宁以东）。又复通由成都至邛都（今四川西昌）的灵关道，沿途经临邛（今四川邛崃）、严道（今四川荥经）、旄牛（今四川汉源）、邛都（今四川西昌）等地。
继续南下，经会无（今四川会理）、弄栋（今云南姚安）、云南（在今祥云县）、唐（治今永平西北）至不韦（治今保山），前行可达今缅甸北部。由不韦南下的道路，即史籍所称之“博南山道”，因途径位今云南永平县西南的博南山而得名。
经博南山道入今缅甸辗转可达印度，博南山道及其延长路线又称“蜀身毒国道”。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沿途的城镇纷纷兴起，以下考述见于记载者。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发地，通往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的五尺道、灵关道启程于此。
成都也是汉朝管理南方丝绸之路的行政中枢。《汉书》卷２８上《地理志第八上》说，成都为蜀郡治地，辖十五县，有七万余户，“有工官”。成都辖１２乡、五部尉，“州治太城，郡治少城”。成都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东接广汉，北接汶山，西接汉嘉，南接犍为”。
成都城有四出大道，“道实二十里，有衢”。成都城西南两江上有七桥，平日交通繁忙，行人摩肩接踵。据《汉书》卷２８上《地理志笫八上》，西汉在四川盆地置巴、蜀、广汉、犍为四郡。
以后武帝开通往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的道路，征调数万民工耗时数年，又“散币于?”以安集之，浩大的费用主要来自四川盆地诸郡的租赋。
西汉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其中的益州刺史（治今成都）管辖蜀地诸郡，以及今云南及附近地区的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越郡（治今四川西昌）、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以东）、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南）。
东汉维持巴、蜀、广汉、犍为四郡，又在四郡与西南夷相接的地区，增设广汉、犍为、蜀三个属国，可见两汉经营西南夷，确立以四川盆地诸郡为依托的方略。由于益州刺史部设于成都，成都乃成为经营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的行政中心。
成都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西汉成哀年间（前３２～前１），成都人罗裒以钱数十万为资本，贸易、贩运于成都与京城，“数年间致千余万”。成都等地官府还以赋税所得，购买蜀地名产运销京城，“收采其利”，时称“均输法”。
两汉时期，成都地区的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商品的种类、质量与生产规模，均接近内地发达地区。在文化方面。文帝末年，蜀郡（治今成都）太守文翁在成都立郡学，遣蜀士赴京向博士学习七经，学成后还乡里教授。
在文翁的倡导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倡学二三十年后，成都出现一批对汉文化有深厚造诣的蜀士，一些人成为全国有名的学者、文学家与科学家，如成都人张叔文与司马相如。
武帝时张叔文应征为博士，司马相如官至中郎将，被尊为汉代的“辞宗”。《汉书》卷２８下《地理志笫八下》称：“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华阳国志》卷３《蜀志》说，西汉时蜀地“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东汉建武后，成都“文化弥纯，道德弥臻”。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后，四川盆地的经济、文化传入今云贵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成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除成都外当数道（治今四川宜宾）。道为犍为郡治所，犍为郡辖１２县。《汉书》卷２８上《地理志第八上》引应劭语称道为“故侯国”，可见道原为人聚集地，开发的时间甚早。
晋人以蜀郡、广汉、犍为为益州之“三蜀”，称道“旧本有人，故《秦纪》言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大姓吴、隗，又有楚、石、薛、相者”。元光五年（前１３０），西汉修建南夷道，随后在南夷道设若干驿亭。
南夷道始自道，经南广（治今云南盐津）、平夷（治今贵州毕节），接通柯江（今贵州北盘江）辗转至番禺（今广州）的水运路线。道为五尺道、南夷道的始发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张骞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在大夏目睹来自蜀地的蜀布与邛竹杖，回朝后建议汉武帝，开通由蜀地经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至身毒（今印度）、大夏的道路。
为寻觅通往身毒、大夏的道路，武帝遣使自道（治今四川宜宾）四道并出，分别前往冉鎓（今四川茂汶一带）、徙（今四川天全）、邛（今四川西昌）、（今四川宜宾一带）之地，被、昆明等所阻。可见道为蜀郡等正式辖区与徼外之地的分界，统治者对道以外区域的情形茫然不知。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中心在今广州）反叛，西汉遣五路兵击之。其中一路由蜀地过犍为（今四川宜宾），经夜郎（在今贵州西部）沿柯江（今贵州北盘江）趋番禺（在今广州），西汉开拓的南夷道终于派上用场。
东汉建武十九年（４３），伏波将军马援奉命镇压交趾（在今越南河内）的二征起义，他率军沿麋冷水道出进桑（治在今屏边县境），经贲古（治今蒙自东南）、西随（治在今金平县境）至交趾，沿途开通水陆道路，以方便运输军粮和辎重。对马援开通由今云南中部至越南北部的交通线，时称“交趾道”，因经由进桑关，这条道路又称“进桑关道”。
道路的走向为由今云南中部南下蒙自，沿红河经今屏边地界达越南河内，沿途“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另据《汉书》卷２８上《地理志第八上》，西汉于进桑县之红河河畔设进桑关，可见其时红河已有民间的水陆运输，西汉因此设关，马援正式开辟这条通道，以供军队利用。
道路开通以后，“转输通利”瑏瑠。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另一条支线。红河水流湍急，夏秋季水位落差甚大，逆水行舟不易，走交趾道自今云南中部沿红河而下，由交趾北上多为陆行。
由历代记载观之，在五代时期交趾脱离中原王朝版图之前，中国内地与交趾的联系大都通过海路。在元朝沿邕州（治今广西南宁）至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的道路置驿站之前，交趾道是中原王朝联系交趾陆运的主要通道。
建初八年（８３），为减少风浪过大导致覆舟的海运事故，东汉朝廷接受大司农郑弘的建议，整修由零陵（今湖南永州）、桂阳（治今广东连县）进入岭南地区的道路。
工程竣工后，“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瑏瑡。交趾（治今越南河内）、九真（治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在今越南平治天省）等郡，经常向朝廷进献龙眼、荔枝等水果，东汉于所经道路十里设一驿，五里置一堠，派使者乘驿马昼夜进献水果。进献使者劳累太甚，且常被野兽伤害。
结语
永元十五年（１０３），和帝乃颁诏停止进献。以后由零陵、桂阳至岭南地区的道路较少见于记载。中原王朝联系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主要还是走行经今云南地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