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的那个春天,是我最后一次在看守所见到老杜。老杜穿戴着全套的防护装备,像个能走动的雪人。除了防护罩后面一双焦虑的眼睛,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了。
第一次见他,是在云南。他涉嫌贩毒,我去押解他回来。
年11月的一天,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公安局打来电话,说他们抓了个来自西安的贩毒嫌疑人。从这人车帮子里,查出了两千克海洛因。对方说:“唉,我们这边正在过州节,安保任务很重。要不,你们把人带回去?”
大理的州节,其实就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成立纪念日,每年的11月22日。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可是个大日子,会有很多庆祝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姓杜,六十出头。平台上一查,呵,四次贩毒的前科。支队领导一商量,决定让我带俩民警去云南出趟差,把这个老杜给带回来。因为业务大队的民警都在忙案子,人拉不开,跟着我出差的俩民警,一个来自法制科,一个来自政秘科。加上我,我们三副眼镜儿。
下飞机,赶到永平县,天都黑了。第二天一早,对接工作,提取抓人、讯问视频,接收需要移交的各种证据材料,我才见到那辆藏毒品的汽车。本来,我们打算开上这辆车,把老杜直接拉回西安。可一见到车,我傻眼了:这是台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长安奥拓,算得上古董了,也不知老杜从哪儿淘来这么个二手车。我们哥儿仨,加上要押解的老杜,带上行李,无论如何没法挤到这辆车里。怎么办呢?这辆车可是重要证据,必须带回西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先托运了。
把车开到大理,联系到托运公司,颇费周章,才将这个大物件寄走。然后,赶回永平县。第三天,把老杜从看守所提出来,押着他去机场。老杜瘦小枯干,海拔也就一米六。从体力上讲,他不具备多大威慑力。却没想到,下午3点,赶到大理机场,人家机场公安却不让登机。
撞着鬼了!我们有押运证的,凭什么不能上飞机呢?我急赤白脸地跟人家喊。人家倒没跟我吵,而是把一个小册子拿给我看。原来,白纸黑字,民航公安局有规定,押运一名犯罪嫌疑人,需要3个人。我说,那我们不就是3个民警吗?人家又说,没错,但还少了一个人。原来,押运毒品,另外还需要一个民警。
规定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嘛。就不能通融一下?我们软话就说了一河滩,人家却说啥也不肯违规放行。没办法,我一声叹息,只好气哼哼地退掉机票。这期间,我瞅了两眼老杜。老杜老老实实跟俩民警站在一边,面无表情,就像件行李一样。
用手机查了一下火车的情况,有趟大理到昆明的动车,还赶得上。我们赶紧打辆出租车,往大理高铁站赶。在高铁站,让两位同事看着人,我用手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行10分钟,赶到大理市公安局的一个警用装备门店,花元,买了一副脚镣。这地方,是我在出租车上打听到的。顺便说一下,永平县公安局移交的那两千克海洛因,自始至终都在我的双肩背包里。连在火车上上厕所、睡觉,都货不离身。这东西太重要了,万一丢了,不得了。
脚镣,是为押运老杜上火车时预备的。只要上了车,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有手铐就足够了。后来,从昆明回西安的高铁,又在成都倒车。上车、下车,有这副脚镣,我们踏实多了。
在大理机场时,我想起公安大学一位同学,好像就在昆明铁路公安上工作。翻腾出电话一联系,同学先骂我,到了云南,也不事先联系。毕业多年,同学工作已经调动,但毕竟人头熟。他帮我查到了车站派出所的电话,并且跟人家打好了招呼。我电话再打过去,车站派出所负责人就如实相告:“你们借用我们的办案区,这没问题。不过,人得你们自己看。我们值班的人手少,实在没这个精力。”
“好好好,已经很感谢了。我们自己看人!”我连声称谢,还真不是客气。要是没这么个办案区借用,昆明这一夜,我们该咋混呀!
在车站派出所旁边一快捷酒店,我们开了一间房。本来,计划3个人轮流去睡一会儿。办案区那边,有俩民警看人就行了。可是,因为心里有事,我一分钟也不想睡;他俩也和我一样,睡不着。最后,只有一位回房间洗了个澡,那哥们儿有点洁癖。就这样,我们哥儿仨都在办案区坐到了天明。
高铁从昆明发车,我们总算又松了一口气。除去了脚镣,老杜也像条被重新放入水中的鱼,摇头摆尾,活过来了。他开始像个复读机一样,嘴巴叨叨个不停:“唉,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到云南买玉的,那毒品是别人藏在我车里的,我根本都不知道哇。”老杜是西电公司的子弟,说普通话。西电公司在莲湖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人帮助建起来的一个大型国企,下面有十几个工厂。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南腔北调;但所有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却都说普通话。和许多大国企一样,西电公司自成一体,不光有自己的学校,医院、俱乐部,当然还有福利区。其实,这个小社会里的普通话,外人还是听得出来的,有些口音的。
离开西安时,老杜确实跟所有人都说,他是去云南买玉的。到云南,他的第一站是德宏。快到边境的时候,有一个多小时,他离开大路,走了没有监控的小路,并且拐进过一家小修车厂。毒品交易,应该就在此间完成的。毒品是放在车帮子里的,他自己可没法徒手将车内的装饰板拆下、再安回去的。
“我的卡里还有十几万块钱呢。要不,我把钱给你们一取,你们把我放了得了!”路上,像《大话西游》里唐僧,老杜小嘴不停,还曾试图说服我们接受他的贿赂呢。
“哎,你不是说你是冤枉的嘛,怎么要给我们钱呢?”我故作诧异,逗他。
老杜心理素质超好,把天聊死了,才不怕。这不,他又转换了话题:“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线索,让你们立功,信不信?”接下来,他就说到些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是些道儿上贩毒的事,听着都挺热闹、悬乎。
说实话,我们的目的,就是安安生生把他押解回西安。一路上,就得哄着他。想吃水果,他点哪种,就给他买哪种;想吃肯德基,哪怕我们自己吃碗米线,照样满足他。在成都站中转时,我其实早看出来,老头儿想吃肯德基是假,想去肯德基、往人多的地方钻,才是真。尽管戴着脚镣、手铐,老家伙照样在寻找脱逃的机会。他很清楚,回到西安,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下场。
高铁终于停靠在了西安北站。我们一大帮同事早早就等在了站台上,警车也开进了月台。一见这阵势,老杜吓得不轻,腿都软了,硬是被架上车的。警车闪着警灯,直接开到了绕城高速东南角的刑侦局技术处。那边,早架好了摄像机。我从背包里取出那两千克毒品,交给技术人员。技术员当场提取内包装纸上的指纹和生物检材,并且给毒品称重、化验。全程,都在老杜眼皮底下进行的。技术员解开内包装时,老杜像触了电一样,就是一哆嗦。他闭着眼睛,像根面条,就往椅子下面出溜。
“老杜,别紧张,咱有药呢。”我熟门熟路地从包里摸出一盒阿托伐他汀钙片来:“不过,咱这药晚上11点才吃,现在吃是不是有点早?”
一听这话,老杜就睁开眼,狠狠地白了我一眼。那眼光,绝对是嗔怒中夹杂着吃惊。他肯定没想到,我怎么连他几点吃药、吃啥药都清楚啊。
老杜有心脏病不假,但并不严重。他有个姘头,对他挺好,知冷知热的。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