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县丞大多数都是在经历一任或几任官职之后，再迁转为县丞的。那么县丞迁入前的具体职任是什么，就是在研究县丞的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所能搜集到的县丞中，有迁入前职任记载的一共有人，其中包括10位迁入前官职只有寄禄官。
一、迁入官为中央官员
经统计可以看出，由中央官员迁入为县丞的数量极少，仅有六人，占有迁入官记录总人数的2.9%，所占比例很低。而在这仅有的由中央官员迁转为县丞的六人中，又有各自特殊的原因：傅崧卿由于“方士林灵素得幸造符书，号神霄録，自三公辅臣以下皆从灵素师授”，而傅崧卿与曾几不行，才被贬为鄂州蒲圻县丞的；又孙畋因“坐小法，贬秩一等”，降为南陵县丞的，这两人均是因为被贬才从中央官员迁转为县丞的；沈季长因岁满改为掖县丞，而实际上还未赴任，便被皇上召见后除授为国子监直讲；黄秠以父任，荫补为御营副使下书写机宜文字，丁父忧，服阙，权虔州会昌县丞；周执羔则是为了尽孝心，照顾自己的继母，主动要求可以就近做官，而担任了宜黄县丞。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的是，虽然他们都是由中央官员迁转为县丞的，但在迁入县丞前，他们的中央官职的品级都为中央官员的中下层，品级大概在七品以下，为中央官员中品级比较低的官员。由于所能搜集到的人数较少，还不能确切地做出一个结论，但可以知道的是，在宋代县丞的迁入官系统中，由中央官员迁入的情况较少。
二、迁入官为路级官员
在迁入官系统中，有9人为路级机构官员，占有迁入官记录总人数的4.4%左右，其比例与中央官所占比例差不多，都比较少。从现有的能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其迁入前在路级所任官职主要来自于路级机构下所设的各个安抚司、提刑司、常平司等机构的官员，包括主管官，如陶梦桂，以泗州制置使迁为万安县丞，也有协助各机构主官工作的幹办官等辅佐官员，如某司幹办公事、机宜文字等，像应孟明“继为浙东安抚司幹官、乐平县丞”、安丙“辟利西安抚司幹办公事，调曲水丞。”从地区来看，以两浙路、两京路居多。总体而言，从路级迁入为县丞的官员主要为路级属官，主管官的例子较少，且由于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较少，没有太明显的规律可言，并不像有些中央官员迁入，明确就是贬官所致。许多史料中仅仅是用一句话带过其官职的迁转过程，并无法探究其因何调官。所以整体来看，在迁入官系统中，路级机构官员迁入所占比例不大，像中央官员一样，不是县丞迁入官的主要来源。
三、迁入官为府州军监佐贰官
在所有迁入官系统中，有79人为府州军监级机构的佐贰官，占有迁入官记录人数的38.7%，其中又以各类参军、推官、判官、州学教授为最多，构成其主要部分。
首先是各类参军包括司理、司法、司户、录事参军，在以州府军监迁入官体系中中所占人数最多，有27个州级参军，占所有府州军监级迁入官的34.6%，占所有县丞迁入官系统总人数的13.2%，也可以说的上是县丞迁入官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了。其中录事参军所占人数相较其他人数较少，这些参军所任职的州主要分布在四个京路以及江南路、两浙路、荆湖路、淮南路等东南地区所辖诸州，所任州的等级上至辅州、下至下州各等级都有，所迁入县的等级多为望县。
参军在府则为士曹参军、法曹参军、户曹参军等，但其在县丞迁入官中所占比例比较少，在统计到的县丞迁入官中仅有5人。除各参军外，还有各府州军包括军事判官（推官）、团练判官（推官）、观察判官（推官）等在内的各推、判官，主要又主要以州级为主，且主要是上州的判官、推官，府军级则较少。在推官、判官两者中，又以推官居多，这或许是因为判官品级要高于推官，之后有更好的迁出去处。且以判官迁入县丞的县等级要比推官迁入的县等级高，以判官迁入的县丞等级多为紧县以上，而以推官迁入的县丞等级则多在望县以下，如郑伯英以泉州推官迁为宁德县丞，宁德为中县；赵彦肃以秀州推官迁为华亭县丞，华亭县为中下县；而张端礼以秀州军事判官迁为长社县丞，长社县为次赤县，这样的例子很普遍。
其次，各州学教授也是佐贰官迁入官中的主要部分，占府州军监迁入官的17.7%左右，也是构成由佐贰官迁入县丞的主要部分。在由州军学教授迁入为县丞的过程中，既有由等级高的州迁入为等级低的县，如季光弼由邵州教授迁入宁德丞，邵州为望州，宁德为中县；也有由等级低的州迁入为等级高的县的情况，如江衮由保州教授迁为彭城县丞，保州为下州，彭城为望县，彭城县丞是其改京秩后的第一个官职。由此可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定。
其余还包括有各府州军的监当官以及宫观官，但总体来看，这部分所占比例不大。宋代的宫观官起初设置较少，熙宁以后增置，主要使“疲劳不任事者”任之，其主要是由于变法期间，朝廷用人之际，以此官职来安置对变法不太支持的官员，以此来缓和抵制变法的阻力。南宋绍兴以后，由于员多阙少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规定宫观官以承务郎以上人充，可作为官员的资任，给俸给，因而宫观官也经常作为官员积攒资任选择的官职，如此在县丞的迁入官中便也有不少官员以宫观官迁入，如向仲堪以“承务郎主管亳州明道观摄开封府丞”；宇文师献以“恩补承务郎，服除，差监潭州南岳庙”考任满后又“知汉州德阳县丞”；詹靖之以监潭州南岳庙迁入为金华县丞。
宋代府州军监级佐贰官也是县丞迁入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府州级长官一般是不会再迁为县丞的。其原因在于，府州军监级长官已经是品级比较高的官员了，自然不会迁转为县丞这种县级佐官，而作为府州级佐贰官，在没有更好的同等级官职或更高级官职迁转前景的时候，选择去较高等级的县中担任地位仅次于知县（县令）县佐官——县丞，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四、迁入官为县级官员
首先是由知县（县令）迁入。在县级官员迁入官中，由知县（县令）迁入为县丞的人数相对县主簿、县尉来说比较少。通过对由县令迁入为县丞的18人进行史料搜集分析，在这18位中，绝大多数是由低等级县的县令迁入为等级相对较高的县的县丞的，也就是说，看似从县令迁入县丞是官职降低了，而实际上，是迁入更高县等的县佐官。如曾庠以常宁县令迁为福溪县丞，常宁县等级为中下县，福溪县为望县；又李拱“调鄂州咸宁令，未上，丁内艰，服除，调临安府临安丞”，咸宁县为中县，临安为望县。其他由县令迁入县丞也大都如此。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宋代，在等级高、地理位置优越的县做县佐官比在地理位置偏远、等级低的县做县令要更容易得到升迁的机会，且升迁的速度也会更快。
除此之外还有同等级的县之间由县令迁为县丞的情况，如黄瓌以“承务郎知黄州黄冈县，历婺州义乌县丞”，黄冈县与义乌县都为望县。只能说，在以县令迁入县丞的情况中，更多的情况是由低等级县令迁为相对高等级的县丞，并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情况。这一点，与唐代“担任过县令的官员，很少会迁转为县丞，即使转为地位较高的赤、畿县丞”的情况是不同的。此外，在这些由县令迁转为县丞的情况中，所迁入县丞的县等级无一例是望县以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望县以上县丞的迁入官应是有比较高的要求。
其次是由县主簿、县尉迁入。在搜集到的县丞中，由县尉迁入县丞的人数是40人，由县主簿迁入县丞的人数是43人，两者共占县丞迁入官总人数的40.7%，所占比例很大，是县丞迁入官的最主要来源。在县主簿、县尉两者之间并没有证据显示出哪一者更容易迁转为县丞。
对于迁转前后县等地高低，从数据中没有总结出太明显的规律，既有从等级高的县主簿、县尉迁为等级低的县丞的情况，如黄升以真定府真定县主簿迁为邓州南阳县丞，真定县为次赤县，南阳县为中下县；又曹中德“尉江宁府之上元，改宣义郎，任满，得温州永嘉丞”；又有从等级低的县主簿、县尉迁为等级高的县丞的情况，如章公绍兴二年以进士第授褐为处州青田县丞，“秩满，官升左从政郎，授处州丽水县丞”，青田县为中县，丽水县为望县；程迥以扬州泰兴县尉调饶州德兴县丞，泰兴县为中县，德兴县为紧县；同时也有同等级县之间的互相迁转，如彭龟年在登乾道五年进士第后，首先担任了袁州宜春县尉，后被调任为吉州安福县丞，宜春县和安福县都为望县；周宪之以青州益都县主簿迁为金华县丞，益都县与金华县都为望县。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的是，由县丞又迁转为县丞的情况，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就如很多人接连担任好几个县的县丞，如郭僎在担任滨州招安丞之后，又先后为亳州蒙城丞、鹿邑丞、咸平县丞，先后担任四县的县丞，不过，他并不是原地踏步式的迁转，而是逐渐在向等级高的县丞迁转，是螺旋式的上升，由中县县丞迁为望县、津县，最后迁为畿县县丞，与此相同的情况的县丞还有很多，如傅察以文林郎知治州永平县丞改儒林郎又改通直郎后，知淄川县丞，永年为上县，淄川为望县，虽然都是县丞，但实际上是升任了更高等级的县丞，即使不是迁往更高等级的县丞，最低也是迁入同等级的县丞，而不会迁往比原等级低的县丞。
除了由县级亲民官迁入为县丞以外，由县级及县级以下各镇监当官迁转为县丞的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但这种情况存在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且在所能统计到的这几位以监各县或镇酒税、茶场迁入为县丞的人中，多数是以荫补方式进入仕途的，如龚最以父任为承奉郎，后丁外艰，服除，监瑞州新昌县酒税，又知泉州惠安县丞；虞刚简以郊恩补承奉郎入仕之后，经历多次迁转后，监成都府郫县犀浦镇酒税，最后迁转为华阳县丞，但由于此类人数较少，是否是以县镇监当官迁入县丞的一个确定特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结
在县丞迁入官系统中，县级官员互迁是构成县丞迁入官的主要形式，其中又以主簿、县尉为其最主要的来源，人数占到了所有县丞迁入官总人数的40.7%；府州军监级佐贰官是县丞迁入官的第二来源，且以各府州的参军、推判官、州学教授为主，这是由于在没有府州级更好的官职去处的情况下，去县级任仅次于知县（县令）的县丞一职，不外乎是更好的选择；中央官员也可以迁转为县丞，但一般为中央官员中品级较低的官员，或因贬官而担任某县县丞。但据研究，宋代官员贬官官职一般也不会贬为县丞，所以实际上被贬为县丞的情况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