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至澜沧江一带的博南古道是西南丝路即将进入永昌古城（今保山城）的重要路段，整个行程大约一百多公里。因从大理的永平翻越博南大山而得名。博南山海拔多米，上面原始森林密布，气候寒冷。据说当时因行人常累死于山上，一个法号名叫“博南”的四川云游和尚路过此地时，在山上筑棚为寺，专门接济行旅中的病人……后人遂将此山称为博南山。自秦汉以来，途经永平的这段丝路官道便被称为“博南古道”。当时汉王朝（即东汉永平69年）在博南山下的花桥村设置县城，名为博南县。其置县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此条道路的开辟有关。
博南古道
博南古道早在秦汉之前就已形成。只是当时这条古道纯属民间来往于缅印夷方各地的秘密通道，并未被中原王朝所知。后来西汉特使张骞出使西域大夏（伊朗）时，发现那里竟有诸如蜀布、筇竹杖、枸酱一类的内地产品，才想到当时大汉帝国与西北及东南亚各国的来往通道除西北的“丝绸之路”之外，西南一带已经存在着另一条通道。于是向汉武帝建议将此路辟为官方的正式通道。汉武帝令王然于、伯始昌、吕越等人率兵“间出西南夷”，但“数岁，道不通，士疲饿离湿死者甚众”。因当时西南丝路沿途地处“不毛”，匪患频繁，加之西南夷人“又数反”，官府几次“发兵兴击”，都“耗费无功”。西南夷道的开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一直到东汉末年，占据夷方“东西三千里”广阔地域的哀牢王柳貌率族属内附以后，汉王朝沿中原所开辟的“五尺道”，才正式与通向夷方的道路接通（《永平县志》）。
穿行于崇山峻岭中的博南古道，由于它的艰难坎坷，注定要演绎出不少悲剧故事。假若说民间早年的“窃出商道”（司马迁《史记》）、西出夷方是羡慕那里盛产的骏马、牦牛、筇竹、玉石等宝物以及“肥沃数千里”的广阔空间，是因生存的需要；官方几次要开通此道是为了要打通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那么，后来在浩荡西出夷方的古道上出现的一个曾经号令天下的悲剧人物，纯属是一个躲逃劫杀的流浪者，又是为了什么呢？
博南古道
这个人，就是明初的建文皇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逝世后，遂将皇位传于皇太孙朱允炆，号为建文。谁知建文帝即位不久，便被其叔叔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成祖皇帝）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发动“靖难之变”所推翻。朱棣最后拿下首都南京，朱允炆见大势已去，一把火烧了皇宫。但建文皇帝究竟是被烧死还是逃出了京城，一直是史家至今还在争论的一个千古之谜。据明永乐年间编写的《明实录》和《明史稿》记载，朱允炆焚宫之后，与皇后马氏自焚而死。明代的一些其他史料都持此说。但在同一部《明史》中的《恭闵帝本纪》里却又说“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之谜》）。不管官方的史料如何“记载”，但建文皇帝出逃、并且出逃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西南大部分区域的故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笔者近几年来沿下关以西的博南及永昌古道的考察中，到处都听得到有关建文皇帝在滇西古道流亡的传说，甚至有些人还把某些遗迹拿出来，说这就是“建文皇帝留下的东西”。保山的大西山寺里的一个老尼几年前就指着寺里的一间旧屋说，建文皇帝曾在此屋住过，走后还将“龙气”存入屋中，致使蚊蝇至今不敢入内。在招待香客的一间客厅上挂着的一首诗，据老尼说也是建文皇帝题的。保山城郊区的下村，一些老人至今还将其村称为“见龙里”。何为“见龙里”？明初时期，大西山寺庙群阁一直从山顶连绵到下村村头的法华寺（现在的仓库旧址），据说有一百多座寺院，绵延达十多公里之遥。建文皇帝看到当时西出夷方的边远古城永昌城周围佛教兴旺发达的壮观场面，极为兴奋，他决定逐寺焚香许愿，以祈祷自己能东山再起、重新进入皇宫。从山顶大西山寺的第一株香开始，他焚香祈祷的时间竟长达一个多月，最后才到了这个寺庙群的末端———下村法华寺。在法华寺借宿期间，建文帝遍游了下村这一古老的村庄。明清时期村庄的建制称为“里”，村里的父老乡亲们为感激“真龙天子”光临此村，便将其村易名为“见龙里”：意为“见过‘龙’的村庄”。
建文皇帝在博南古道一段给人们留下的流亡记忆多得不可胜数。最典型的有两处。笔者于年10月份与保山日报记者刁丽俊两次陪云南著名诗人赵振王徒步从大理的永平沿博南古道的考察中，在博南山下的博南镇花桥村的村庄里看到了一座已经难见原貌的寺院（现属花桥小学）。此寺叫普昭寺，寺中仅存的一棵历经四五百年的元梅树，已被作为博南镇的重要文物保护了下来。眼下你一走进寺里，许多村里的老人都会向你介绍说“这是当年建文皇帝逃难住在普昭寺时种下的”。尽管此树已被有关专家认定是种于元朝时期，但村里的老人们都坚持说，“此说不准确，元梅出自建文之手，这是我们的祖先代代传下来的说法”。花桥村是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博南县县城的旧址。此城设置的时间及称谓比较漫长，一直到元朝至元十一年（公元年）才改称为永平县，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至于县城是何时由博南县旧址迁往银龙江（即现在的县政府所在地）畔的，地方史料中没有丝毫的记载痕迹。但从“博南”改称“永平”的史料记载来看，县城城址的迁移时间极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即公元年。博南县城遗迹，除眼下还残存着的从城中直穿而过的长达一公里多的老街及街面两边古老民居里的古老故事之外，城边还有一座浑身堆满枯叶败草的城门洞，城门之外，流淌着一条极为清晰的河流———花桥河。只有这几样东西使我们还可依稀看得到古城昨天的繁华和喧闹，其他的东西早已坠入历史的烟尘之中。
花桥村
建文帝作为一个曾经贵居皇宫的天子，流亡期间历经苦难，肯定饱尝了滇西边地“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孤独和寂寞，当穿过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后，眨眼间突然在这高峻雄险的博南大山下张眼看到这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人气浓郁的世界，其情绪肯定是格外激动的，因此，以一个游方和尚之名而流亡于古道的皇帝，住进寺庙，高兴之余，受住持方丈之邀，种上一棵树，也是极有可能的。但博南地界何树没有，他却独种梅树，这又是为什么呢？
古道元梅
我们知道，“元”在古代的哲学概念中被称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即一切事物发生的本原；梅，是一种果树，于寒冷的冬天开花，“昨夜一枝梅，临寒独自开”，显示了梅“顶着苦难生长”的本性和傲气。建文皇帝是否是借“元梅”以寓示自己是“万物之首”，而正在遭受苦难之意呢？我们不是有意替古人作世俗的解释和阐述，但作为一个皇帝，他对失去的天下并不甘心，这种心绪是显而易见的。在博南古城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有关建文帝秘密接触地方上的一些豪杰义士和“与僧同谋”的传说到处都有，可见身为“万物之首”的流浪和尚，仍时时忘不了曾在皇都号令天下的傲气和锦衣玉食的豪华。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睡觉做梦都在想着“要把那失去的‘天堂’夺回来！”遗憾的是，他的这种“东山再起”的企图，仅仅是种企图而已，匡复皇位、重进朝堂的梦想，随着寺庙里木鱼单调乏味的敲击，仅仅是幻化在缥缈的博南山谷中的一声声孤寂苦涩的哀叹。事实上，建文皇帝在西逃的路上一直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疲于奔命的匆忙状态下。他削发为僧，接纳他的大部分是躲避人烟、与世无争的僧人，那种重振朝纲的壮志，在西出夷方的眺望中，早被那“空对明月，往事如烟”的禅语消解得烟消云散了。
金光寺
在博南古道慌乱的行走中，可能是旅途过于疲劳，也可能是担心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暴露于天下，进入永平以后，建文帝脚一歪，便从博南道侧边的峭壁陡岩下往南钻入沧江边云台山的原始丛林中。至今走在古树参天、苔藓累累的云台山道上，似乎还隐隐地缠绕着一种孤寂、苍凉的气息：密集的古树，轻吟的流水，伴随着山风、鸟声，将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东西调和成一种天然的禅语僧言，永远“粘贴”在山岚碧水间。建文帝好像是偶然飘落下来的一只闲云野鹤，看着山间的溪水与清风，或许会将尘世的烦恼、宫廷的争斗，忘得一干二净。自他进山不久，云台山便出现了一座被后人称作“金光寺”的庙宇。年2月，民国总理李根源在金光寺寺门上的题联，把金光寺独占“佛气”的地理优势描述得极为贴切：“青黄紫白之间此地忽然金色，东南西北之上古刹独占中锋”。令人意味深长的是，整个寺院几进几出，完全仿照了当时京城皇宫的气派：正殿跟北京的太和殿极其相似，威严壮观，气势逼人；中间延伸的台阶逐层递进，青石铺就的路面，倒光回影，宽敞阔气；周围的偏殿犹如朝拜的大臣，翘檐飞阁，俯首躬背，谦卑地侧立两厢、簇拥着主殿一如朝贺“万岁”的壮观场地。可以想见，金光寺的建筑，完全是借佛家的藏身之地欲重现朱家皇宫的辉煌。遗憾的是，当年这些豪华的建筑，目前仅存五分之二，建文遁入空门欲用禅理拯救自己灵魂飘泊的愿望终究还是逃脱不了俗世的干扰。
宝台山上的古树
穿过千年古树，金光寺高耸的山门侧边竖立着的有关见证寺庙历史的唯一一块文字碑，其所叙述的历史与传说颇令人费解：金光寺建于万历年间，创寺宗师朱铸成（生于年，年出家，年圆寂），建文帝（出生于，死于年）与其整整相距两百多年。但碑文里面却有一句话这样叙述道：“开山野祖，乃明朝朱家皇叔也。”这一句碑记史料，很明白地说出寺的开山鼻祖属明朝皇室后裔。史料上有关明时出家为僧的皇室宗亲无相关的记载，野史及地方口碑史料的叙述，除了建文没有其他人。因此此句话极有可能隐藏着与建文帝有联系的信息。但建文是朱成祖的侄子，而不是“皇叔”。这是否是寺院当时的住持故弄玄虚，有意“欲盖弥彰”？那天我们正在查看碑文，寺院里的住持和尚介绍说，创寺之前，寺院的开山鼻祖路过此地时曾遇两只大虎，便席地坐下闭目打坐，虎近其身旁用嘴舔僧祖全身，后悄然离去。晚上，僧祖卧于林中得一梦：尔有位三四年，须让叔，否则将遭大难。据史料记载，建文皇帝于年即位，于年失去皇位，在位仅四年便被叔父朱棣推翻。寺僧的传说与建文皇帝的身世十分吻合。应该说碑文中“开山野祖，乃明朝朱家皇叔也”一句话可能是“正话反说”的有意“暗示”，虽然碑文的述史方式前后矛盾、逻辑思维极为“混乱”。但它的话后之意指的可能就是建文。但碑文上的记载为什么不直述建文帝，而是两百多年后的朱铸成呢？当我们把这个疑问向住持老僧请教时，他突然闭目合掌：“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似乎对他的一时“失口”而显得慌神。
据史料记载，建文在京城神秘“失踪”以后，刚刚执政的朱棣为防失位的侄子卷土重来，便秘密派遣官兵到各地缉拿。作为落难皇帝的建文不得不隐姓埋名，就是入寺为僧也不能公开化；甚至圆寂以后，也要嘱其后僧隐其真相，以免死后再遭挖尸掘墓的劫难。作为寺僧传人，不能不遵守祖训，恪守诺言，以保持佛家“守口如瓶”的秉性。因此寺碑近似“颠三倒四、前后矛盾”的叙述及住持“失口”的尴尬慌神，可以说是有意隐藏这一桩历史迷案之人的难以说清的内心苦衷！
最近北京一位叫崇明的和尚，曾历时十多年的时间对全国寺庙进行过深入的考察，他到了金光寺，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颇为肯定地说：建文帝最后的归宿地极有可能是金光寺。建文“死于何处”本来就是明初以来的一大历史谜案，金光寺又在这神秘的屏幕上洒上了一层雾水，许多对此有着浓厚研究兴趣的专家学者被搅得昏头胀脑。
但不管怎样，在高山深谷的旅途行走中，金光寺有关建文帝的传闻，使我们还是大致窥见到昔日西出夷方的“流浪者”们的苦难身影。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明朝初年的皇帝在博南古道上的“落难”，纯属是宫廷内部的丑恶争斗所致；真正疲于奔命、艰难行走的则是百姓。当他沉坐在蒲垫上双手合一、闭目养神，除了用佛语禅言向佛祖泣诉自己的遭遇时，寺外古道上那些裹满灰尘、流淌着汗水西出夷方的苦旅者们，他们或病卧于途中，或葬身于夷方，在为这条道路创造辉煌的同时，曾酿造出许多催人泪下的悲剧。建文帝能否睁开眼睛，也替他们向苍天祈祷一声“平安”呢？
金光寺一角
图片来源：永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文章来源：赵正王
责任编辑：余晓欢
图文审核：连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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